12位文化学者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历时30天，西行7000多公里，重访古老的丝路，在田野考察中触摸历史的体温，分享了各自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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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乐出版社将其编辑成册，出版了《在田野中触摸历史的体温——丝绸之路音乐文化考察》，并入选2023年度“世纪好书”半年榜。
图书分为“田野笔记”“音乐漫议”“专题研究”“附录”四部分，研究和考察的内容包含黑水城遗址、魏晋时期画像砖、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麦积山、柏孜克里克石窟、克孜尔石窟等静态历史遗存，又涵盖西安鼓乐、秦腔、曲子戏，吐鲁番和库车民间歌舞、宝卷等活态传统音乐，既有对丝路沿线石窟乐舞图像的考察研究，也有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对比分析。
本书目录
文集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多向交流，开启了丝绸之路音乐学术探讨求索的新视角，促进“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与交流。
在田野中触摸历史的体温
——丝绸之路音乐研究散论
文/萧梅
人，到了某个年龄，回忆就多了。读到一篇文，捡起一本书，似曾相识的场景不免扑面而来。也许是线团隐喻的历史，在先前的缠绕里，你虽经过，却没停留，绕着绕着，蓦然发现当年的那个起点，仍在中央。
所谓“丝绸之路音乐研究”对我来说，就好比这一团线。1984 年，在王耀华教授的指引下，我旁听了泉州的元宵南音大会唱。在那次活动中，我第一次直面“传统音乐”，并在学术座谈会中，聆听了赵沨、李焕之、黄翔鹏、何昌林、李西安等前辈关于南音研究的论说。其中，有关拍板、二弦、洞箫以及南琶之横抱，第一次让我感受到生存于咫尺的音乐品种与多层文化堆积的历史关系，当然也同时植入了有关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接着是到北京求学，身处转折时期音乐界涌动的思潮和中国音乐学院的学术环境，除了理论上的“民族音乐学”，以及作曲领域的“新潮音乐”给予同龄人的诸多思考外，以挖掘传统音乐为目的、综合收集整理、创作表演和研究于一体的系列“华夏之声”音乐会的学术内涵，亦直接影响了我们的专业意识。无论是古谱寻声、南音、木卡姆、西安鼓乐的学术性展演，还是那时课堂以及文献阅读中频繁出现的林谦三、岸边成雄、丘琼荪、常任侠、阴法鲁、蓝玉崧……还有当年围绕上海音乐学院敦煌琵琶谱解译的消息，以及文艺舞台上出现的“丝路花雨”“仿唐乐舞”等，都直接将“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与“丝绸之路”紧紧联系在一起。尽管在学理上我对“逆向研究”的重要性不乏认识，但在相当长的学习实践中，我却对史学角度之“逆向”回溯、传统音乐研究之“逆向”证今，或者说对涉及中国音乐的当代研究与解释几乎具有枢纽关系的“敦煌学”及“丝路学”所需要触摸的历史望而生畏。
20 世纪 30 年代至今，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研究总体上呈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为围绕丝路沿线石窟、墓葬、经洞等所呈现的音乐、舞蹈内容以及出土文献、乐谱的研究。大致可以梳理为：
（1）系统图像分类整理兼及对图像中乐器、乐队、乐伎艺术价值的考证与论述，包括图像史料中着重于石窟某一类乐史资料的专题，以及对壁画、石刻图像中如乐伎、乐队排列、乐器形制、演奏方式、童子伎、乐舞种类等艺术细节之分析比对，还有在整理考释图像的同时进行文化阐释之研究等；
（2）围绕敦煌文献展开的敦煌曲谱和舞谱，以及佛教音乐、中国音乐体裁和相关音乐文学形式之史料研究等。
其二，则为丝路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研究。较之前者，音乐学界对“丝绸之路”不同地区音乐的传播流向、交流方式以及从“东 — 西”方关系着眼展开的研究，虽然在同期成果的比较上数量不及，但分量不轻。这方面的研究也可梳理为：
（1）从音乐史的角度对某一历史时期进行的交流与传播研究；
（2）传播流向之争议，如“西来说”“回授说”“双向对流说”等；
（3）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沿线地域现存音
乐文化关系的证实或证否，并形成音乐文化区域特殊性的研究热点（如新疆），还有多年来赵维平等人延续丝绸之路后端的东亚音乐交流研究。
其三，在丝路音乐研究中，延伸出了偏重实践的探索，即乐器复制、乐舞、乐曲复原，等等。这些研究偏重考证源流，解密乐史，并完善和补充着中国音乐认知。
确实，人类文化从来都是在交互关系中产生、变化的。就亚洲的东部经由西域而与北非、欧洲交流的历史而言，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 1877 年造出的“丝绸之路”名词，实在是一个晚近的发明。我个人认为，丝绸之路是否依据张骞之凿空不是重点，这一命名在当代成为超越商贸之“物”的交往，进而表征人类思想与文化交流的符号更为重要。尽管狭义的古典丝路起于公元 2 世纪讫于中古之唐代，完成了如佛教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影响了中外音乐舞蹈的演变；但在其前、其后的年代中，这条沟通东西文明的交通要道，一直都在进行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条路的研究便不可能囿于“古典”的范围。所谓“‘先丝绸之路’的存在”及丝绸之路的延续，那些生活在这条文化长廊上的民族自古以来便以自己的宗教、语言、乐器、身体为舟，在一代代的漂泊中讲述并繁衍着形态各异的文化生态。这也正是我基于田野体验，对张伯瑜就丝绸之路的音乐视角提出“四条交叉路口”，并因历史与现实关系一致与否而发出“在音乐语境下，‘什么是丝绸之路’”问题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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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国内高校、研究机构的12位年轻学者行程近万公里，结合自身的学术背景，对不同石窟乐舞图像和周边音乐形态分别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考察、探访与收集，这本学术文集就是在此基础之上深入凝练而成。“一带一路”倡议和文化自信理念持续深化，该文集的研究正好也是围绕这些内容展开，其中既有对丝路沿线石窟乐舞图像的考察研究，也有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历史学、音乐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在文集中进行了充分地交互，同时，也能看到部分跨学科才能得到的研究结论在文集中出现，这是非常可喜的。可以说，文集在新的考察模式和不同人文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沙武田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陕西师范大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文化交流是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途径,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对于促进“一带一路”的发展意义重大。《在田野中触摸历史的体温——丝绸之路音乐文化考察》一书是12位不同学科、专业及不同学术经历的文化学者，历经4个月研修讨论，历时30天，行程7000多公里西行考察河西走廊文化遗址，并进行传统音乐田野现场所撰写的专题报告。他们研究和考察的内容既包含黑水城遗址、魏晋时期画像砖、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麦积山、柏孜克里克石窟、克孜尔石窟等静态历史遗存，又涵盖西安鼓乐、秦腔、曲子戏，吐鲁番和库车民间歌舞、宝卷等活态传统音乐，从不同视角和研究方法对壁画音乐图像、不同时代丝绸之路沿线典型乐器、乐队和舞种等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思考。尤为重要的是，文集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多向交流，进一步开启了丝绸之路音乐学术探讨求索的新视角、新途径和新方法，这对于研究丝绸之路乐器交流史及音乐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张振涛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
萧梅
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执委（2011—2019），国际音乐资料文献大全（RILM）国际联合会委员（2012—2020）。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形成了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含少数民族）、仪式音乐、乐器学、生态音乐学、音乐档案研究和文化遗产研究等学术方向。撰写并出版专著、论文百万余字。
